干得好不如生/嫁得好，历史又一次经历循环？
希瑟·布西， 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联合创始人、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目前为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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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其名作《21世纪资本论》里，左派经济学家皮凯蒂分析了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著作出版后，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成为热点话题，更激起了学界从不同领域出发的广泛讨论，包括本文运用的女性主义视角。 如果正如皮凯蒂所说，收入的主要来源正由劳动转为资本，这样的转变对百年来争取平等地位的女性意味着什么？与古典社会相比，现代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同等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可以与兄弟一样继承遗产。受到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日渐增多，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和对子女教育毫不吝惜的投资，她们能够传承财富并确保后代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女性就业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减缓了走向以继承为基础的社会进程。但另一方面，单身母亲的家庭构成了底层的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体的富人，将利用扩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来瓦解性别平等的保护措施，继承/婚姻得来的财富，比劳动所得容易得多，数量也大得多。女性仍然在不平等中挣扎。
我们已经看到，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会如何影响正统经济学理论。这对皮凯蒂的研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皮凯蒂对21世纪的进程预测，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会是何种景象？
皮凯蒂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世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假以时日，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将从劳动转向资本，并把我们带回曾在19世纪乃至更早时期占据主导的，基于继承体制的经济模式。皮凯蒂也承认，当今世界已不同以往。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革是女性拥有了与男性同等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如今的简·奥斯汀有可能获得高薪职位，也可以与其兄长分享继承财产。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意味着有闲暇的女性会同有闲暇的男性并存。
我将首先讨论增加性别视角会给数据带来的变化，继而分析，这会如何影响皮凯蒂悲观主义预测的有效性。
皮凯蒂的描述性分析，集中在纳税记录数据反映的不平等变化趋势上。不过这一分析没有考虑贤能主义经济（注：代际影响没那么大、任人唯贤的经济）及相应的婚姻如何影响分配阶梯中顶层人群和其他人群的不平等状况。皮凯蒂在其著作第11章“业绩与继承的长期影响”中，并未讨论女性就业率提高或相应婚配关系对继承模式的作用，也没有涉及性别或种族对谁能成为超级经理人的影响。
可是，如果不了解婚姻、两性关系与家庭方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就不可能弄清楚继承的状况。
从历史上看，婚姻市场的创建是为了使家族不仅能传承财富，还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皮凯蒂经常提到简·奥斯汀的小说，书中的许多杰出女性在春天造访伦敦或巴斯，以参加英国社会的婚配聚会。劳伦斯·斯通如此介绍过英格兰的婚姻史：“19 世纪下半叶在伦敦和巴斯发展出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从上层阶级父母角度看，这极大地拓展了选出满意婚配对象的空间，因为增加了可能满足必要的财务和社会地位标准的潜在对象的人数。”
不仅是对上层阶级，下层阶级的家庭同样用婚姻作为维持家族地位的手段。农民让儿子迎娶带着土地或牲畜作为嫁妆的邻家女儿，可以增加其占有的土地数量。皮凯蒂当然承认这样的作用机制，因此他才会大量引用巴尔扎克、奥斯汀及18世纪和19世纪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讲述了婚姻市场如何在过去的世袭资本主义下运转：没有继承财富的人受到鼓励，尽力同可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家族联姻，这通常意味着跟比自己富裕一些的人结婚。
皮凯蒂借用了古老小说中的段落，但他没有关注到这些故事在性别或种族方面的含义。此类故事还凸显了家族对于决定某人社会地位及其能否加入精英阶层的重要性。
例如，皮凯蒂提到过巴尔扎克塑造的角色尤金·德·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一位名为沃特兰的阴损人物告诉拉斯蒂涅，要真正变得富有，他绝不能埋头学习法律然后执业，而是必须娶一位阔太太。沃特兰推荐了一位既不漂亮也不迷人，却有意愿的女子。但后来发现沃特兰介绍的这位继承人不是其有钱父亲的婚生子女，因此为获得继承权，拉斯蒂涅还必须杀害其兄弟，一位合法的婚生子且有先见之明的人物。
这个例子揭示了婚姻和财富制度的三个要点：第一，在小说创作的时代，未来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资本，而非劳动；第二，财富积累影响着婚配对象的选择；第三，它与决定性别关系的特定约束密切相关。如果高收入来自大额资本财富的继承，那关键就在于弄清楚谁是合法继承人。皮凯蒂关注到了第一点，却没有考虑后面两点。
皮凯蒂借助文化典籍来说明,古老的世袭资本主义如何植根于具体社会场景，可是在描述现在的社会背景时，他却变身为老套的经济学家。他对如今的文化或社会规范言之甚少，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小说或电视直播秀来讨论个人的种族、民族或性别会如何影响其财富的获得与积累。
与过去一样，找到合适的配偶依然是财富积累以及确保子女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如今这类婚配社交活动的面貌已大不相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收入阶梯顶层的工作职位，还考察潜在婚配对象是否拥有“合适的”职位或能够在将来谋得该职位的教育资历。除最富裕家庭外，女性的收入对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另外，家庭的社会地位传承主要是确保其子女（很多时候不论性别）积累起恰当的人力资本，以及有着获得顶级工作岗位的人脉。人们和谁结婚，对决定其经济状况依旧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各个家庭如何合并其收入，而皮凯蒂的数据对此没有贡献。
关于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的研究文献告诉我们，高收入男性和高收入女性越来越多地互相结合。这与关于人们求偶要求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对高收入潜力的偏好在提高，而且对男性和女性均是如此。男性依然比女性更看重外貌，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越来越看重有高收入潜力的对象。此类偏好变化，加上女性整体上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选型婚配的增加，在双方的创收能力上更多出现门当户对的现象。
这里也涉及地理因素的作用。婚配市场通常是地区性的，人们与自己同一城镇的人结婚，而随着收入不平等在地区间扩大，也可能加剧选型婚配。
美国的最高收入工作岗位集中在少数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特区等，这些地方吸引了胸怀大志、颇有教养的人才。好工作在地理上的集中刺激了婚配市场聚集到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大学，年轻人在那里为争取好工作做准备。这些地方已成为21世纪美国婚配市场的要塞。
例如，普林斯顿大学1977届校友苏珊·巴顿最近给母校毕业生写了封公开信，鼓励她们“于毕业之前在校园里找个丈夫”。她指出，毕业生的同学很可能会是她们能遇到的最为出色的婚配对象之一。她还提到，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你跟谁结婚,对人生前景的影响同你的职业选择一样重大。但与一个世纪乃至更早之前的社会上层人士所做的类似选择相比，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婚姻状况往往会强化一个人在经济阶梯中的地位，对不平等状况与经济流动性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丈夫和妻子的个人收入同他们自己父母的收入以及配偶父母的收入均高度相关。有学者根据对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父母与自己的永久家庭收入的协方差中有40%～50% 可以归因于婚配对象。
这一效应是因为配偶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强相关性。皮凯蒂并不认为经济流动性是减小不平等的有效方式，但他的数据无法显示婚姻模式发挥的作用。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高度相关，听起来非常类似于简·奥斯汀小说中描述的婚配市场。
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同类型文化作用的现象。例如，脸书公司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就在其著作《向前一步》中提到，找到合适的对象,会如何让人生截然不同。她以自己同戴夫·戈德伯格（Dave Goldberg，婚后不幸去世）的婚姻为例，说明拥有一位支持你事业发展的伴侣,会如何帮助你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桑德伯格讲这番话是特别送给年轻女性的，但其建议显然对男女双方皆可适用。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女性就业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减缓了走向以继承为基础的社会进程。
布伦登·杜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借用玛莉亚·康西安与黛博拉·里德开创的方法,来测算已婚女性的收入变化如何影响不平等的变化。康西安与里德估算出，如果已婚女性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没有变化，那么1989年的不平等水平会是多少。杜克将这一分析扩展到1963—2013年，发现“若已婚女性的收入没有变化（实际增幅为25%），不平等程度在1963—2013年会提高38.1%，如果这50年里没有女性收入的变化，不平等恶化的速度会提高52.6%”。
婚姻模式同样会影响遗赠。同样的还有，许多家庭给子女提供的是得到良好工作岗位的通道，而非（或不仅是）金融及实物资本，在21世纪更是如此。
美国经济在最近数十年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模式出现巨大差异。过去的普遍情况是，大多数（当然并非全部）儿童由双亲家庭抚养，对所有收入水平均是如此。根据菲利普·科恩的研究，1960年，在位于收入分配底层1/3的家庭中，14岁及以下儿童仅有1/5与单身母亲共同生活，而这个数字到2012年已超过2/5。
如今，尽管收入阶层顶部的家庭仍在婚姻状态下抚养孩子，通常是母亲和父亲都有待遇不错的工作，收入分配底层家庭的孩子乃至很多中层收入家庭的孩子却有很多同在职的单身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单身母亲。
家庭模式的这些变化，以及对孩子的人力资本做大力投资的需要，已导致家庭之间出现分化。
萨拉·麦克拉纳罕描述说，专业人士的家庭会推迟结婚和生育，离婚与婚外生育子女的概率较低，母亲就业率较高。相对于40 年前的同类人群，做母亲时的年龄更大，拥有高薪职位的比率更高。她们对子女抚养的投资也毫不吝惜。
安妮特·拉赫指出，其研究中的中产阶层以上家庭关注所谓的“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即强调开发孩子的天赋，而这要求付出大量时间，对双职工家庭可能颇有挑战。因此，除了自己投入时间帮助孩子发展外，有支付能力的家庭通常会把这些任务外包给家教，或者让孩子参加昂贵的课外班和暑期补课活动。所有这些现象都意味着相比低收入乃至中等阶层家庭的子女，最强势家庭的孩子不但拥有多得多的经济资源，其父母还会深度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未来发展。
与任何出色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性别关系的变化，对皮凯蒂的预测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影响，它们作用的方向相反。
第一种，尽管我们可能正走向以继承为基础的社会，遗赠的资本规模却会小于19世纪。当时大多数的继承财富都归长子，当然他也对寡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负有一定的社会（而非法定）义务。这种情形对如今的年轻继承人而言已不复存在，现在父母们通常会给子女平均分配遗产，即使某个孩子所得较多，他也没有法定或其他义务供养其他家庭成员。家庭财富在子女之间的分配将放缓资本集中速率，但假以时日，仍可能如皮凯蒂所言“回到19世纪”。
第二种影响是关于富人的行动。皮凯蒂指出，经济精英拥有政治权势，超级经理人拥有经济大权，但他并未明确阐述能否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权势来重新确立他们在经济阶梯上占据有利位置的规则。
表15.1总结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以继承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这对女性的公民和经济权利在今天乃至将来的影响。
在我看来，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性别身份并不重要。富有的父母会把财产平均遗赠给所有的儿子和女儿，相比只有一个孩子继承财产的经济制度，每个孩子得到的继承财富更少。这一新做法，加上维持高生产率以及在职场上充分利用男性和女性天赋的持续经济压力，会促进顶层群体持续的性别平等。
第二种，属于反乌托邦式的情形，女性将丧失公民和经济权利。在此情形下，以男性为主体的富人将利用扩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来瓦解性别平等的保护措施。这有可能出现吗？是的，因为获取继承权比获取人力资本更容易。讽刺的是，这是把我们带回奥斯汀时代的一种性别因素驱动机制，虽然皮凯蒂没有在他对19 世纪或20 世纪的分析中提到性别因素的作用。
这对我们关于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可能有重大启示，有必要在此阐明。
如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第2章所述（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此也有充分讨论），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外，增长率还取决于人口特征，尤其是人口增长率。反乌托邦式情形不仅削弱了经济和政治公平性，还会拖累经济增长率，使皮凯蒂关于不平等不断扩大的预言加速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口增长。关于女性的经济与政治权利状况对生育率的影响已有充分研究，在女性的公民权利与经济机遇更好的地方，她们的子女数量更少而寿命更长。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当女性获得更大经济权利时，她们也会获得医疗服务及其他服务，从而提升其子女顺利长大成人的概率。此外，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女性将有更强的能力决定自己的生育，并推动更普遍地赋予女性这些权利的相关政策。
其次，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对生育权的控制力以及经济贡献能力增强，将直接影响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类型（包括未来的创新）。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每个孩子得到的投资会增加。随着将来的经济回报提高，女孩也将有机会接受教育，即使女性最后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也会促进孩子的成长。在性别更平等的社会里，女性是经济活动的充分参与者，她们有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支持，以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冲突，并促进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些都会如上所述提升经济增长率的水平。
皮凯蒂强调了通过子女教育投资进行资本转移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虑到公式中的家庭一侧，只提到养育子女的决策“受到文化、经济、心理及与个人选择的生活目标有关的个体因素的影响。这些决策或许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决定提供或不提供的物质条件，即为了让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相协调，而开展的学校教育、托儿所服务、性别平等措施等。此类事务无疑将在21世纪的政治议题与公共政策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我们是否会开展这方面的政策对话，将取决于未来是继续坚持性别平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向反乌托邦的困境。
▌乐观情形：继续推进性别平等
在18—19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巅峰时期，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具有父系性质。在历史上，美国（以及受英国普通法制度管辖）的女性受所谓“依从丈夫保护的妻子身份（coverture）”的约束，意味着她们一旦结婚，就会丧失所有财产权利。
美国的部分此类法律被《已婚妇女财产法案》（Married Women’ s Property Acts）取缔，这是从1839 年开始到随后数十年通过的一系列各州法律。然而直至20 世纪60 年代，此类剥夺女性权利的法规才被完全废除。在此之前，美国已婚女性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均无权开立银行账户。到1974 年通过《公平信贷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Act）之后，在信贷获取方面歧视女性才成为非法行为。
与继承相关的法律改变缓慢不仅是美国遇到的问题，英联邦国家直至2015年实施《珀斯条约》（Perth Agreement）后，长子继承制法律才从偏向男性转向纯粹的长嗣继承制。在此之后，假如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即使后来她有了弟弟，她依然会是英国王位的优先合法继承人。
有人可能认为，如今的继承法律和继承模式的平等性质可能带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质。显然在家庭内部，我们并未看到父母有选择地把更多遗产留给儿子而非女儿。
经济学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父母对男性和女性后代的遗赠是相当公平的。根据保罗·门契克的研究，这一模式即使对极高价值的资产依然适用，“男性继承的份额并未随遗赠财产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上升，男性所获遗赠的财富弹性等于1，长嗣或较早出生的子女所获遗产并不多于其弟弟和妹妹”。
皮凯蒂认识到，如今的继承模式有更大的分散性。在对法国的分析中，他发现尽管继承财富总量已提升至很高水平，但由于分散到更多人头上，单个人得到的继承财富数量变得更少。
这给个人加大了压力，除了可能获得的继承财富，他们还要专注于从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这进而会鼓励上述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以及选型婚配，令皮凯蒂的悲观结论得到缓和，值得在未来深入研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遗产分配模式越平等，总财富分配就越平均，这会使财富回报率的长期提高速度慢于之前的预测。
然而也有证据显示，父母给子女留下不同类型的财富，某些少量证据表明女儿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少于儿子。尽管女性与男性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的机会相当，男性继承家族企业的机会却更大。
保罗·门契克在一篇旧文里指出，“企业资产转移模式的证据显示，对于由业主经营的企业，儿子更有希望继承家族企业，虽然财富继承本身具有性别平等性质”。
社会学研究文献则称，即使在当代的美国，父母对儿子的教育也会投入更多资金。有学者利用新方法去分析谷歌的搜索记录，发现利用谷歌网站的美国父母搜索“我的儿子是不是天才”的次数是搜索“我的女儿是不是天才”的2.5倍，而查询“如何让女儿减重”的次数则是查询“如何让儿子减重”的2倍。看起来，父母依然更加关心女儿的外在形象，而非她是不是班级里最聪明的学生。
令人担心的一点是，如果像简·奥斯汀时代那样，女性的价值再次更加紧密地与能否钓到金龟婿联系起来，这是否会对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带来负面影响？女性的政治影响力存在路径依赖性质，因此这不太会发生。随着女性获得的大学学位乃至研究生学位的数量超过男性，她们正在逐渐加入专业人士的行列，不会轻易回到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状况。
但鉴于这一路径依赖对半数人口的重要意义，其稳固性还需要放到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提升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如皮凯蒂指出的，“法国今天的继承模式更难以精确描述，以及用政治手段来纠正，因为它是广大人口之间的普遍不平等，而非少数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对立”。女性主义声音当然并存于皮凯蒂所称的“少数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两个部分，对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具有现实影响。如果有女性主义方面的理由鼓励广泛的遗赠，这或许是另一个有待探究的重大议题。
▌反乌托邦情景：父系社会的回归
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性别身份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当前，男性依然占据着商界和政界的最高权力职位。皮凯蒂指出，这些人制定的规则是为他们自己量身打造的。超级经理人的报酬可以不基于“每个经理人对企业产出的贡献评估”，而是通过“较为武断、基于层级关系及相关人员相对谈判力”的程序。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权势更多地排斥女性，以及反对实施鼓励包容女性的政策，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排斥行为呢？
首先是一些事实因素。在最高收入者行列中，性别或种族平等的进步有限。根据若干学者利用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数据的研究，在1970年，顶层1% 收入群体中仅有2.5%是女性，顶层0.1% 收入群体中仅有1% 是女性。到2004年，顶层1% 收入群体中的女性占比已提升至13%，顶层0.1% 收入群体中为7.8%。因此进步是存在的，但相当缓慢而小幅。此外，收入最高的职位主要由白人男性占据。
财富公平方面的情况也未见乐观。克普祖克与艾德龙德的研究发现，从20 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00年，在美国顶层0.1% 和0.01% 的财富持有人中，女性所占比重大约从1/2 下降至1/3。另有研究发现，截至2014年，美国的492 名亿万富翁（10 亿美元以上）中仅有58 名为女性。此外，相对男性而言，富有女性的财富更有可能是来自继承而非收入。
该研究还指出，自我奋斗型女性的财富在这一群体的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1%。尽管随着对应财富规模的不断增大，这个数字确实可能走低，但该研究表明，如果测算自我奋斗型女性人数占最富有群体的比重，依然会得到上述结论。2003 年，最富有的400 位美国人中仅有22 位是自我奋斗型女性，另外30 位女性上榜者是依靠继承财富。对男性而言，全部348 位富豪中则有312 名是自我奋斗型。因此，今天的富有女性更多是像帕里斯·希尔顿那样从父亲手里获得财富，而非奥普拉·温弗瑞式的白手起家类型。
现实情况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彼此密不可分。皮凯蒂鼓励读者把对资本征税作为降低财富回报率的出发点，因为他认为提升经济增长率的办法有限。
然而，确保女性和男性、有看护责任和无看护责任的人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利，应该可以提升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在过去的父权体制中，女性拥有的政治权利少得多。经济决定论者可能宣称，这是因为需要以特定的财富积累和转移方式来保留资本存量。在精英家族内部，鼓励分享的规则会削弱资本的存量，而维持总量的一个轻松办法就是排斥女性的精巧规则，除非采用嫁妆的形式。
正统经济学理论给支持包容性政治和经济权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有权势的男性是否会设法限制把高薪职位分享给女性，是否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领导层中包容女性，这些对女性的其他各种权利又意味着什么？在美国，我们依然在讨论女性是否有权决定保留或不保留胎儿，以及采取避孕手段是不是女性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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